还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学术平台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

宪法包括了解决当代美国人所面临的全部公民问题的方案。具体地说，个人认识到生活在一起有可能让彼此生活的更好，所以大家选择生活在一起，正义原则就旨在分配由社会共处和合作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以及收益和成本。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可能永远活在当下这个时刻。[3]杰斐逊认为，自治政府的原则要求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任何跨越代际的统治都是一种祖先专制，此命题后来成为著名的每19年革命重来的不断革命论。我们并没有批准这部宪法，宪法的批准者已经死去，已经离开。1787年《宪法》诞生19年之际，正是杰斐逊出任总统期间，他却并未严肃思考过重开制宪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或是对原初宪法进行正当性的续期。调和宪政的两个前提，看起来要求我们设想到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的可能性，它有能力赋予其立法产品以一种作为‘我们的法律的‘效力感。

[98] 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生法，生法之后，还要灭法，而灭法的过程就是要确定谁才是法律中的法律，谁才是国家暴力机关所维持的法律，就是要去伪存真。而且，也正是在这种无实体的文化世界内，一个共同体才成为了生生不息的共同体，而不是陷入每一代人反对每一代人的战争。而日前学界对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论争已经从侧面说明了深入调整中央同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急迫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后，1958年进行了第一次分权试验，但随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又重新强调集权，即权力的第二次上收。如，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进入专题： 共同纲领 宪法 中央与地方 。[12]然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方面，这部宪法却呈现出中规中矩的特点，其原则性条款在内容上亦以承前性特征为主。

因此，原则性条款绝不仅具宣示价值，更应当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谐定下良好基调。而另一方面，宪法的最高性和根本性又决定了其不能完全被时代背景所完全羁绊，即还应当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开放条款来体现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甚至制度预留，否则，客观现实的不断变化将同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从而严重削弱宪法文本的生命力。

[40]其中，红头和口头实际上都属于政策手段的范畴。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理性回归注定难以深入和持久。前文已述，在这部宪法诞生之前，我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次分权与集权的循环——或许是对大区制的弊端心存余悸——1954年宪法并未忙于确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从而导致这一问题直到二十年之后的1975年宪法中方予解决。第一，继续在序言中对台问题加以论述，并阐明国家的基本立场。

[19] 前引⑥，秦前红文，第10页。作为这一改革的副产品，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得以消弭。第二，在类型上，将地方层面进而分为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三个块块进行表述。动态条款虽然在历部宪法（文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却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下文中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因此，如何深入理解这些间接条款的规范意义（尤其是体系性价值），甚至如何在我国宪法完善的过程中充分理由间接条款的功能优势，无疑会在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的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次，直接条款之中央与一般地方关系静态条款的完善方向。[54] 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但这里所指的仅限于正式由宪法文本所承认的原则，相比专门的学术探讨在范围上要小得多。从远的来说，1954年宪法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能对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一明确。近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法治化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甚至成为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增长极之一，有学者即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其二，虽然延续了概括+列举的模式，但1975年宪法无论从列举的范畴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无法同1964年宪法的相关条文同日而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第三，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是，在相关研究中对国家政策、领导人讲话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宪法文本。

第一，在内容上，体现为中央与地方二元块块的特征。[52]第二，在全国行政区划条款（第30条）中考虑适当恢复大区建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去除文革的影响不谈，该条实际上同1978年宪法第33条更为接近。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虽然经历过多次深刻调整，但始终局限在单一制的范围内研讨与实践。

二是在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之下除了区之外，增设了县。如，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1954年之前实际上扮演着临时宪法的角色，但是鲜为被注意的事，它的前身其实是1948年10月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初稿》，这是一部强调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文件。

作为一国根本大法，宪法在规范地位上自属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来源，除了制宪主体、制宪权等实质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即文本自身的稳定性。又如，1949年《共同纲领》第16条提出：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并在第33条进一步指出：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入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38]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9] 当然，这种制度空间的预留并不一定仅局限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的范围内。第二，在第107条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权力进行了概述。

黑头（指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指党的文件），红头不如口头（指领导者个人说了算）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写照。最后，相关立法对于宪法中央与地方规范的支撑作用孱弱。

第二，中央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在充分吸收了1978年宪法第七段立宪经验的基础上，变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实际上将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主体由大陆单方面的努力变成两岸共同努力的二元主体，意义重大。

第二，国家主席的权力列举。[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因此，笔者谨根据宪法文本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的类型化思路，对其完善的方向作一简要论述。第11条第二款则规定：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基本延续了1975年宪法第10条。[48]第四，部分法律规定实用性不足，主要是由于它们在条文表述上原则性过强或软法性特征突出所致，典型例证如《民族区域自治法》。最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间接条款。

因此从价值上来说，这部分条款亦应得到相关研究的重点关照。[8]第二，本文所指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的主要是中央同省级地方的关系，不同地方层级之间的纵向府际关系则暂且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第89条列举了国务院享有的职权，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行政的主导地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这是中央在其与地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确认。

[59] 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4期，第51-53页。如，第14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